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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郑经的人才之论，通篇都没有关于儒臣的作用，张煌言感觉郑经的思想夹杂着法、墨之学，甚至还有杨朱之学。

    这是一个很危险的思想，郑经的言论里，充满了实用主义，那就是什么好用就用什么，也不管百姓的思想是否会混乱。

    若是按照这样的思想去治国，那天下百姓就会变得只知逐利，而忘记道义，天下百姓人人逐利，这天下岂不是变成了到处铜臭之地。

    “世子！按照你这样的做法，天下人人逐利，道德沦丧，再想重塑道德可就难了啊！”

    郑经对于儒家这种愚民的论调不屑一顾，反驳道：“管子曰：‘仓禀足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’，说明老百姓只有生活好了才能知礼守礼。”

    “老夫不反对管子的这句话，但是这句话却不是绝对的，那些为祸一方的纨绔子弟，哪一个不是锦衣玉食，这些仗着父荫的混账哪一个不是干着丧尽天良之事。”

    “还有法律这个武器，只要法律健全，只要有人敢以身试法，那就别怪法律的无情打击，不管是谁触犯法律都是一视同仁。”

    张煌言心中哀叹，果然法家那一套严刑峻法来了，若是法家真的好，秦也就不会二世而亡了。

    “秦奋六世之余烈一天下，然却二世而亡，因此严刑峻法并不能给天下带来安定。”

    “寡人与先生的观点恰恰相反，秦之亡非亡于严刑峻法，而是亡于有法不依。若是依法治国，赵高早已被斩杀，何来后来的赵高乱秦？

    商鞅变法本就不彻底，王子犯法斩杀王子的老师，这是什么道理？谁的罪就是谁的罪，任何人犯了罪都不能获得豁免，这才是法的根本意义所在，法是最后的公平。”

    “世子之言老夫不敢苟同，这天下我怎么可能有绝对公平的法，官与民斗本身就不公平，双方之间本就不在一个水平上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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