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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齐景公说：“鲁侯这这件事我知道，为他的事，我还差一点出兵鲁国。要不是晏子劝阻我，现在的国君还是他。”

    孔子和齐景公说的鲁侯即鲁昭公。公元前517年，鲁昭公25年的时候，“三桓”之一的季孙氏把鲁昭公驱逐出境，然后季

    孙氏联合孟孙氏和叔孙氏两家，共同立了鲁昭公的兄弟为国君，就是现在的鲁定公。鲁国的大权进几乎完全落在了“三桓”手里。鲁定公不过是做了个挂名国君。

    孔子说：“‘三桓’之所作所为让仲尼忍无可忍，故而，我就来了齐国。”

    齐景公说：“我们不说那个烦心的事，就说说治国安邦之策吧。请仲尼先生放言直说。”

    孔子说：“当今天下大乱，天子被诸侯架空，诸侯被大夫架空，而大夫们也被自己的家臣架空，这种事情比比皆是。列国之中，几乎都有。原因何在？就在于礼崩乐坏。仲尼认为，这是导致乱臣贼子肆意僭越的缘由。要治一国，先兴教化。用什么来教化呢？唯有周礼是最好的标准。君臣之间，臣民之间，乃至一家之内，都应该有规矩。没有规矩的天下必然是一片混乱的。”

    齐景公听得有点迷糊，于是问道：“怎么叫臣民们懂规矩，行规矩，不僭越？”

    孔子说：“行以仁。有仁心，施仁政，宣仁义，则臣民知教化，规矩也就有了。”

    齐景公听得更迷糊了。他虽然觉得孔子说的有道理，但他同时感觉到，孔子说的那些东西有点云来雾去的，完全不像晏平仲、司马穰苴等人谈的，都是些具体措施。齐景公觉得，这么谈下去，自己得不到想要的结果，于是他草草结束了谈话。

    齐景公虽然没有搞懂孔子那套东西，但他认为，孔子是名人，既然是名人，一定有些能耐。于是他打算请孔子到朝廷来做官。他将这个心思告诉了晏平仲。

    晏平仲说：“孔丘一派的人有两个毛病，一是太清高，再是太注重礼节。太清高就会看不起别人。这就很难和底下的人和谐相处。还怎么做事？太注重礼节就顾不到穷人的生活。主公，你也知道。齐国百姓省吃俭用才能勉强度日。哪有闲工夫和多余的钱来顾及零零碎碎的礼节和仪式？我观察到，孔丘出来的时候，车马很讲究，吃饭的时候对食物的样式、摆放也很讲究。他走路得有样子，上台阶得有步法，穿衣服得有规矩，还讲究礼乐。我听说他在鲁国就宣讲他那套克己复礼的思想。这对百姓来说，简直是雪上加霜。人家穷的没房子住，他还叫人家讲排场，倾家荡产的去办丧事。这怎么行得通？要是叫孔丘来治理齐国，老百姓怕是要被他弄的更穷了。”

    晏平仲（晏婴，又称晏子）是春秋时期有名的“智者”，算的上是那个时代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。根据《晏子春秋》记叙，晏子的思想非儒、非道、非墨。他在治理国家、休养民生等方面跟孔子的观点大有出入，完全不是一个路子。晏子自然是不能接受孔子那一套。

    不过，晏子他很佩服孔子的学问，也很有风度。他对孔子保持着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。齐景公受晏平仲的影响，最终没能用孔子。

    孔子在齐国待了两年多。三十七岁多的时候，回到鲁国。从此开始广收门徒，专心搞教育。他的学生遍及天下，有贵族，有平民；有做官的，有经商的；有富有穷，有擅文者，也有文武兼备者，总之，什么人才都有。号称弟子三千，七十二贤人。

    孔子除了教学，也著书立说，以他为主，弟子辅助，编写、修订了六经，即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易传》《春秋》。这些著作既做教材之用，同时也集中展现了孔子的思想主张。孔门自成一派，叫做儒家。

    孔子死后，弟子们把他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，整理编成《论语》一书，成为儒家经典。此是后话。

    公元前501年，孔子51岁。他终于实现了从政的梦想。先是做了鲁国的中都宰，第二年做了司空，又从司空升迁至大司寇。

    孔子生活的年代正是春秋末期，社会处在裂变中，各种思想纷纷涌现，犹如百花齐放，出现了许多灿若星辰的人物，而孔子无疑是其中最耀眼的一颗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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