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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他上疏建议减旧欠的赋税，招流亡广开垦，皇上很高兴，又给他升官，让他入阁，然后开征新饷。

    他到北京就给皇帝上疏，说镇压流贼不难，难在根除流贼，国家之患，莫大于民流而上不恤。

    入阁三年，他跟各地督抚写信，也多次着重提醒，招抚流民，就得做好分辨和安置工作，分辨出谁是真叛贼、谁是被胁从的流民，分散安插在什么地方、这些人的衣食从哪儿出，不做好这个工作，人家终究还会造反。

    这句‘国家之患，莫大于民流而上不恤’，在他给崇祯的奏疏里原封不动出现了两次。

    这其实跟指着鼻子骂人一样。

    崇祯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不喜欢他的。

    而钱士升是早就不喜欢崇祯了。

    他觉得皇上对待流民问题急躁到吓人，一边杀旧贼首、招抚旧贼众，一边增饷加税，创造新流民。

    你搁这儿募兵呢？

    劝不住，没招儿。

    皇上天天为钱发愁。

    钱士升研究了北京的运河，在齐化门与通州之间，有条通惠河，是元代郭守敬修的小运河。

    这条河专运漕粮，每年四百万石南粮北运，屯于通州，其中一百六七十万石从通州运入京师，走的就是这条通惠河。

    船运花不了几个钱，但走陆运，这批粮食的脚价就贵了。

    到大明，永乐年间堵了，因为没水闸；正统年间修了水闸，水源又有问题；嘉靖朝解决了水源，风水又有问题。

    好在嘉靖不信风水，他一个总掌五雷大真人被雷劈了三大殿，能写出《火警或问》号召百姓别信天人感应那一套，能信什么风水。

    再说了，风水师什么东西，能比他个神仙还懂风水？

    硬修，通船当年就省了十一万两的脚价银。

    到万历朝这河道又堵了。

    万历年间大运河堵了都不奇怪，别说这只有四十里长的小运河了。

    一直堵到崇祯朝，每年从通州运入京师的粮草，在脚价的运费支出少则数万多则十余万两。

    钱士升寻思这钱不每年往外白扔吗？

    他要重新疏浚通惠河，经过计算，也就花几百两银子的事，俩月就能把事办好，每年船运剩下的钱干啥不行？

    京中的风水师又出来了，说白浮引水有损皇陵。

    道君皇帝都不在乎的风水师，天天哭穷的崇祯皇帝在乎，修不成。

    到这会儿钱士升已经对朝廷绝望了。

    七八年来，他向皇帝进献了宽仁、减赋、安民、平贼、开源、节流，大大小小的方略数不清，就没一个能让皇帝完全采纳，全力推行的。

    皇帝是一条条看了、一个个夸了、不断的给他升官，但那些落到实处的建议，哪个都没用。

    没办法了，钱士升打算回家，尸位素餐这些年，居然一件实事都没干成。

    崇祯对他有知遇之恩，君臣有别，他又不能指责这些事没办成是皇帝太过急躁有毛病，只能从自己身上找原因，是自己没用。

    所以他给崇祯献上了“宽以御众，简以临下，虚以宅心，平以出政”的《四箴》，意思是让皇帝看到心里去，听进去这话，就算他没白干。

    这四句话的意思很简单，让崇祯对大臣更直率、更宽容平和，别动不动就关人杀人，用更柔和的政治手段做事。

    天下政策是药三分毒，任何未经深思熟虑的政策，负面影响天下都承受不起。

    刚献完四策，就赶上武生李璡进言搜刮江南巨室。

    钱士升一定要把李璡下狱，是因为害怕，但并不是因为他自己是江南人，害怕将来会被抄家。

    而是他早年求学的时候，并没有想着单凭科举入仕讨生活，学了很多经济上的知识。

    如今秦晋楚豫及江北已无宁宇，川贵连年战争，两广地处偏远，北直隶更是处于八旗威胁之下，大明看着挺大挺强，西讨憨贼东拒金虏，可实际安稳的地方只剩江南半壁跟一条运河了。

    别管江南是穷是富，士绅是好是坏，至少一年几百万石的漕粮真能给运到通州来，这是天下哪里都没有的能力。

    那粮食北京看得见摸得着，蓟辽的部队吃得到。

    真想抄，把皇城根儿的皇亲国戚抄了，增收还不影响天下局势，江南的漕粮还能运来，好歹也算开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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